《新元史》首个整理本在沪出版 有望推动元史研究新进展_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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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史学发达,向来以史籍完备著称。俗语有所谓“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二十四史”即是对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建国后整理出版了点校本二十五史,比二十四史多出一部《清史稿》。其实,开明书店在民国时出版过一套《二十五史》,除二十四史外,还收入了一部《新元史》。10月11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主办的整理本《新元史》座谈会在沪举行,来自湖南、上海等地的学者齐聚一堂,讨论其意义与价值。学者认为,《新元史》首个整理本问世,对于此书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从而推动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意义。

原标题:新旧纷争之外:重新思考柯劭忞与“二十五史”之《新元史》

《元史》成书仓促,多有不足。因此,不断有学者补订、考证元史。柯劭忞的《新元史》可谓总其大成。柯劭忞,字凤荪,又字凤笙,别号蓼园,山东胶州人。清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宣统二年选为资政院议员,出任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民国三年,选为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均辞未就。任清史馆总纂,又代理馆长,纂修《清史稿》,总阅全书。《新元史》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书成,即由教育部呈送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由他颁令,将其列入正史。章太炎评价说:“柯书繁富,视旧史为优,列入正史可无愧色。”

2018年10月1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举办了整理本《新元史》座谈会,邀请了复旦大学的姚大力教授、傅杰教授、蒙元史青年学者邱轶皓,上海师范大学的虞云国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以及本书整理者黄曙辉先生、李伟国先生一起围绕柯劭忞和《新元史》进行了讨论。

柯劭忞一生治学,身兼小学、经学、史学、词章四段。张尔田称他于“天文、历算、舆地、声韵、训诂,靡不综贯”。于经学,柯氏治《穀梁》,有《春秋穀梁传注》行世。而在诗词上,王国维更是称许道:“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四十岁前,他专力于校注《文献通考》,可惜由于捻军战事影响,稿本全失,遂改治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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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元史》共二百五十七卷。柯氏为撰写此书,曾翻检过多达八千卷的《永乐大典》,并广泛参考西方史料和清代钱大昕以来各家研究《元史》的成果。总体而言,《新元史》体例较为严谨,采择文献丰富,无愧为正史之一。

柯劭忞“半路出家”重写元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次出版的整理本,以庚午重订本为底本,“退耕堂开雕”初刻本为校本,参校以《元史》、《续文献通考》、元人碑传、文集等,遇有异同之处,凡可判定为《新元史》明显讹误者,适当改字出校,否则以异同校列之,或不出校勘记,以尽量保持《新元史》原著面貌。整理者之一李伟国介绍,由于庚午重订本是在“退耕堂开雕”初刻本基础上增补、修订的,除改动字数较多之处,不少修订之处是在刻板上直接涂抹重雕,因此技术性的错讹之处时有发生,虽然庚午重订本总体上优于初刻本,但仍须与初刻本反复对照,以保准确。也正是因为元史本身的复杂性和《新元史》刊行过程的奇特,使得《新元史》的整理出版难度颇高。《新元史》总校、出版人黄曙辉感慨,上海古籍出版社专家型编辑团队和审稿专家的助力,是书稿得以出版的一大功臣。

“二十四史”是对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加上后来的《清史稿》即为“二十五史”,其实,早在此之前,开明书店在民国时就出版过一套《二十五史》,除二十四史外,另一部被收入其中的就是《新元史》。

座谈会上,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傅杰教授、邱轶皓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虞云国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等发表了各自见解。“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转型之际出现了三部旧式史书。其中,《清史稿》应时局所需,为前代修史的传统,另有两位史学巨人以一己之力遵循传统记传体重写了旧史书体裁的绝响之作。有意思的是,这二人重写的都是元史,除了柯劭忞的《新元史》,还有屠寄的《蒙兀儿史记》。而柯劭忞担任清史馆总纂,代理馆长,纂修《清史稿》,可以说,三部旧式史书中,他一人就占了一部半。”姚大力说。

《新元史》的着者柯劭忞,字凤荪,又字凤笙,别号蓼园,山东胶州人。清同治九年举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日讲起居注。宣统二年选为资政院议员,出任山东宣慰使,兼督办山东团练大臣。民国三年,选为参政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均辞未就。任清史馆总纂,又代理馆长,纂修《清史稿》,总阅全书。《新元史》是他个人的一部重要着作。姚大力教授在座谈会上就这一点特别肯定了柯劭忞在史学史上的地位,他说,二十世纪初期有三部旧式史书,《清史稿》之外的两部,一是《新元史》,一是《元史新编》,这两部元史都是后代学者以一己之力重写过去的历史,延续乾嘉学派的传统、舆地之学的路径,成就中国史学编纂史上旧史书之绝响,而在这三部着作中,柯劭忞可谓占了一半之功。

李伟国谈及《新元史》的成书过程与不同版本。民国初年,《新元史》就已初步撰成。《新元史》最早的版本——铅印本,应完成于1917年。铅印本之后,又有印行于1920年的退耕堂开雕初刻本,以及庚午重订本。庚午重订本对退耕堂开雕初刻本作了许多增补、修订,总体上优于前者。另外,针对有学者认为《新元史》未说明撰述体例与取材是一大缺陷的看法,李伟国认为,柯劭忞虽未明确概括体例,但全书结构一遵正史,还是清晰而严谨的。且柯劭忞于宣统初年所作对魏源《元史新编》的评述,也可以看作对《新元史》编例的表达。至于取材的问题,可以说柯氏已在《新元史考证》中作了补救。总体而言,《新元史》仍有其价值。

柯劭忞一生治学,身兼小学、经学、史学、词章四段。张尔田称他于“天文、历算、舆地、声韵、训诂,靡不综贯”。于经学,柯氏治《谷梁》,有《春秋谷梁传注》行世。而在诗词上,王国维更是称许道:“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虽说《新元史》是柯劭忞的重要着作,但事实上,他四十岁前专力于校注《文献通考》,可惜由于捻军战事影响,稿本全失,这才改治元史。作为一个“半路出家”治元史的学者,柯劭忞为何会选择重写元史?他的《新元史》究竟价值如何呢?

对《新元史》后出转精,选用文献有超越前人之处。柳诒徵在《柯劭忞传》中曾概括:“综蒙汉文《秘史》《蒙古源流》《蒙鞑备录》《黑鞑事略》《亲征录》《西游记》《契丹国志》《大金国志》《西夏书》《平夏录》《昭忠录》《北巡私记》《庚申外史》《经世大典叙录》《元典章》《庙学典礼》《中堂事记》《明实录》《东国通鉴》《高丽史》《元寇纪略》《成吉思汗实录》《元史译文证补》《蒙古氏族表》《西域钱谱》,与唐宋辽金诸史,元人碑传志状,及清儒钱大昕、邵晋涵、何秋涛、张穆、李文田诸儒考订之说。”但《新元史》纂成以后,在学者中就不乏批评的声音。

《元史》成书仓促,多有不足。因此,不断有学者补订、考证元史。这大概也是柯劭忞决心重写元史的原因之一,另外,座谈会上李伟国先生提到,柯劭忞认为自己当时再写宋史已无什么新材料,而元史在他看来当时是有一些新材料的,虽然这些材料在后人看来也没那么新了。柯氏所着《新元史》共二百五十七卷,广泛参考了西方史料和清代钱大昕以来各家研究《元史》的成果,可谓总其大成。所以,书成之后,即由教育部呈送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由他颁令,将其列入正史。章太炎则评价说:“柯书繁富,视旧史为优,列入正史可无愧色。”

黄曙辉谈及《新元史》的得失与学术界的评议。他介绍,批评者大致不能认同《新元史》仍为传统史学之旧体,而非现代学者著述之新体。针对此点,他赞同张京华教授关于史家与史官、史学与史著的区分。中国的历史传统,以史官之史著为核心骨干,乃是以一种内在化的用心与笔法,支撑起一种制度。换言之,中国的历史传统是一种制度性的存在,并不能以现代史家的学术标准来评论臧否。

《新元史》的尴尬:地位不低,评价不高

澳门新葡亰登录入口,与会学者认为,此次《新元史》整理本的问世是一个契机,有助于让后来者重新认识柯劭忞的学术成就和不足,让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求得对于元史新的理解。

据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次出版的整理本《新元史》,以庚午重订本为底本,“退耕堂开雕”初刻本为校本,参校以《元史》、《续文献通考》、元人碑传、文集等,遇有异同之处,凡可判定为《新元史》明显讹误者,适当改字出校,否则以异同校列之,或不出校勘记,以尽量保持《新元史》原着面貌。这项工作自2012年启动,历时五六年,中间曾因整理难度大,工作推进慢,后在李伟国先生努力复校之下才终于完成。整理有难度,一则来自考订不同版本之间的讹误,二则是《新元史》在总各家之成的同时又将自己的观点、判断杂糅其中而未作说明,所以要辨析起来实为不易。这一点也是《新元史》颇受批评质疑之处,虽位列“二十五史”之中,史学界却未真正把它利用起来,甚至连一些基本问题在此前都尚不明朗。座谈会上,李伟国先生说,此次整理本《新元史》搞清楚了一些过去没弄清楚的问题。比如,柯劭忞是什么时候萌生编纂想法的,什么时候搜集资料,什么时候开始撰写,什么时候初具规模,什么时候成书,排印刊刻,什么时候被定位为“二十五史”之一的?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已有相当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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