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话剧《黄粱一梦》有感

澳门新葡亰网址,十几年前,因感于新时期以来,报刊及各类剧界会议上,某些表演艺术家、记者乃至文化部门的官员口头或文章中,单称京剧为国剧,而将各省市的剧种乃至昆曲则称为地方戏,为正视听,我撰一小文《何为国剧?》先后发表于有关报刊。文中写道:

最近看了话剧《黄粱一梦》。这个戏取材于唐代沈既济的传奇《枕中记》,是对沈氏传奇的一种形象解读。故事讲到一个姓卢的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现状不是很满意,认为一直只是苟且地活着,并不幸福。听了他这种老大徒伤悲式的抱怨或牢骚,旁边一个姓吕的道士问他,你要怎样才觉得幸福呢?他说: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这是他的人生理想,他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至今不能实现而感到纠结。说老实话,这种理想并不怎么样,求禄做官,渴望成功,光宗耀祖,锦衣玉食,如此而已,与儒家所主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理想、信念、使命感并不是一回事,只能说是一般民众的世俗理想。尽管如此,吕道士打算帮助他实现这个理想。他拿出了一个枕头递给卢生,对他说,他想要的都在这个枕头里。果然,在睡梦中,卢生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包括与成功俱来的官场上的风刀霜剑,身世浮沉。梦中醒来,主人蒸黍未熟,而全部人生体验已经完成。吕道士对卢生说:人生之适,亦如是矣。卢生沉思良久,起身谢过吕道士: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

20世纪初,随着反帝反封建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方的话剧作为一种新品种传入我国,受到知识界的广泛青睐。1925年留学美国学习西方戏剧和美术的清华大学学子余上沅、赵太侔、张禹九、闻一多、熊佛西等聚在一起,用英语先后自编自演了依据我国古典戏剧改编的《杨贵妃》和《琵琶记》大获成功,就连当时不是攻读戏剧的谢冰心和梁实秋都在其中扮演了角色。闻一多曾赋诗曰:一代风流薄幸哉!钟情何处不优俳,琵琶要作诛心论,骂死他年蔡伯喈!(《实秋饰演蔡中郎演琵琶记,戏作柬之》)事后,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先后回国,闻一多任职在北京由当时的教育部组建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教务长,赵太侔任戏剧系主任,余上沅任教授。他们合作成立了中国戏剧社,提倡国剧。何谓国剧?即是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样的戏剧我们名之曰国剧。(《国剧运动序》)他们分别撰写文章,发表在当时由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开辟的剧刊专栏上,后来梁实秋在《悼念余上沅》的文章中说:这所谓国剧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京剧或皮黄戏,也不是当时一般的话剧,他们想不完全撇开中国传统的戏曲,但要采纳西洋戏剧的艺术手段,不只是理论上的探讨,他们还希望能有一个小剧院来做实验。当然他们的理想与希望落空了,因为扰攘的时局和不安定的生活都不利于实验性的戏剧运动。(《梁实秋散文第四集》第200-20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吕道士这里所做之事,与《红楼梦》里警幻仙姑所做之事类似,区别仅仅在于,冥顽如贾宝玉者,当时尚不解其意,而卢生却已经敢不受教了。话剧《黄粱一梦》在舞台上演绎这个故事时,基本上遵循了传奇所提供的情节框架和叙事倾向,戏剧的创造性则主要表现为将这个故事舞台化的处理方式。导演采取了戏曲舞台写意式的呈现,表达是风格化的,强调舞台调度的高度灵活性,时间和空间都不设限,人物可以自由往来于现实和梦境、此时和彼时、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丰富了舞台的表现力。演员的表演虽非完全的程式化,但是虚拟的,而非写实的,载歌载舞,唱念结合,卢生挥舞毛笔书写的段落,以及卢生扎靠旗与手擎宰相服的演员群舞的段落,举手投足,都很优美抒情。仿昆曲的唱腔,也给该剧增添了一点雅致,显得从容不迫,文质彬彬,而从头至尾贯穿始终的一把三弦则渲染出一种沉郁、苍凉的意境。

出身宦门的戏剧理论家、作家齐如山,自幼受乡情和家风之熏陶,喜爱戏曲,看了多年的昆曲、梆子与皮黄戏,辛亥革命后帮助京剧大师梅兰芳编写了许多新戏,又策划了梅兰芳的访日和访美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1931年访美回国后,齐如山与梅兰芳、余叔岩、清逸居士、张伯驹等,以改进旧剧为宗旨,成立北平国剧学会,编辑出版《戏剧画刊》、《国剧画报》,创办国剧传习所。此时,齐如山等人研究倡导的重点,无疑是当时最昌盛的京剧,但他们所说的国剧却不仅仅是京剧,而是包括昆曲、梆子等中国的传统戏剧,即戏曲。称戏曲为国剧是相对于西方话剧而言(见《齐如山回忆录》第五章、第八章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

新国剧:

新时期以来,已故前辈戏剧理论家、教育家、戏剧活动家张庚先生,在多人参加的会议中,曾两次针对有人称京剧为国剧时说:毛主席曾说过不赞成单称京剧为国剧,要百花齐放。

应以精神承担挽救骨质疏松

1949年以后在台湾戏剧界比较普通的称京剧为国剧,这是因为随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有几个京剧团体也跟随前往。当时台湾的地方戏曲品种少且不被重视,大陆过去的人们尤其是政界、军界与文化界的人士兴趣大都在京剧,故而相对于西方话剧而言的国剧就成了京剧的专利了。但在当今的全中国这是不足为训的。

该剧在戏单上打出了新国剧的旗号,称之为探索第一剧。但何为国剧,又如何新之,似乎还有思考和讨论的余地。按照余上沅的说法:中国人用中国的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样的戏剧,我们名之为国剧。这种说法今天看来也还不错,《黄粱一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做的,所用材料应该说也很中国。不过,中国历来无国剧之称,只有昆曲、皮黄、梆子及各种民间剧曲等等,国剧的命名首先是为了区别刚刚引进的西洋戏剧,同时,也是为了与传统戏曲划清界限。80多年前的国剧运动,不能不说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人反对京剧呼声的一种回应,本身包含了革新国剧的意义在里面。也就是梁实秋在《悼念余上沅》中所说:所谓国剧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京剧或皮黄戏,也不是当时一般的话剧,他们想不完全撇开中国传统的戏曲,但要采用西洋戏剧艺术手段。也就是将中国传统戏曲与西洋话剧相结合,创造一种全新的戏剧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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